yufeiye.com笔者近来在读刘和平的《大明王朝1566》，一部极其精彩的反腐作品，一开卷就即难以释手，终卷深思，大明王朝是历来最强调反腐的，不仅推出了锦衣卫这个“窃听风云”的机构，而且推出了“剥（bāo）皮楦（xuàn）草”（即把人皮完整剥下来，做成袋状，在里面填充稻草后悬挂示众）的酷刑，然而非常吊诡的是，明代也是中国吏治最败坏、价值与信仰崩盘的时代。这是为什么呢？
最近中纪委发文称：有人并非痛恨腐败，而是自己未分到一杯羹。其实，症结之所在就是人皆有贪欲，有了贪欲就可能搞腐败。
一、反腐单靠重刑难有出路
贪欲如洪水猛兽，宜当疏浚，不宜强堵。
现在大家都在喊杀贪官：喊枪毙十次者有之，喊凌迟处死者有之。但反腐这事如同革命：革他人命极易，而革自己命极难，同理，反他人腐极易，而反自己腐极难。究其原因，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人们痛恨贪污腐败，并非源于真心，痛恨的只是自己未能分到羹；人们痛恨社会不公，也并非源于真心，只是痛恨自己处在不利的社会地位。也就是说，人人皆有贪欲，只是没有搞腐败的权力。这就是反腐困境之所在，一窝腐、N连腐的现象，比比皆是。
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的是：反腐用重刑，或用非法手段，效果适得其反。
大明朝的朱元璋反腐就是用重刑的，他认为朝廷加重对官员的处罚，就可以减少贪腐发生率，于是用严刑峻法，不惜用上“剥皮揎草”搞恐怖，再用上“窃听风云”搞特务，就可以降低腐败率。
但问题就出来了，正常监管机构“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对官僚系统的监察逐渐被特务机构锦衣卫所替代，而锦衣卫又不走正常司法程序的。虽然朱元璋意识到了这一点，限制了锦衣卫的权力，但是锦衣卫还是慢慢做大。好了，问题又来了，这之后锦衣卫的贪腐谁来管？难道皇帝亲自管吗？
更为严峻的是，锦衣卫毕竟只是皇帝的锦衣卫，精力非常有限，无非假借皇帝之诏，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巡查，是典型的权力反腐陈法，总有其纰漏之处。
最终明朝反腐的结果：锦衣卫成为皇帝加强皇权的工具，而吏治却越来越腐败。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可以套用法学泰斗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的一句来解释：
“法律的震慑力，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
如何理解贝卡利亚非拉话呢？就好比为了加强交通秩序管理，规定最为严厉的交通法，闯红灯扣12分罚10万，但是撤走摄像头和交警；另一种方法就是扣6分罚200元，遍布摄像头和交警？你觉得哪个更有效？当然是后者效果好，因为后者要承担违反交通法规后果的必然性，而前者可以侥幸逃脱惩戒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怕死的，贪官也怕死，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使被抓成为小概率的事。在这种小概率之下，即使被抓了，也只有感叹自己倒霉了，并不会悔改自己的贪腐。那些没被抓的贪官也不会引以为戒的，只有感叹一下被抓的倒霉，并更加小心不被抓。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社会里，终归圣徒少而歹徒多，刑罚越是强硬，那么新进入体制内的官员就越是穷凶极恶之人，等到体制内全部被歹徒所把持，那么他们官官相护，甚至会调转枪口，用重刑来对付仅有的几个圣徒。可以完全这么说，大明王朝这个政权就是这么完蛋的。
以历史为鉴，要反腐单靠高刑罚没作用。
二、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贪官是如何产生的？一般流程无非就是四个步骤：生贪念——搞腐败——被发现——受惩罚！
在这个流程中，要达到最后一步，是需要有前面三个步骤的，而获得腐败的利益就是第二步骤。这样就可以看出来：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步，那就是“被发现”。
贪官并不是不怕“受惩罚”，即使不遭受剥皮揎草死罪，也是身败名裂的活罪，只不过他们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万一没“被发现”呢？那就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正是侥幸心理，让他们抱着可能不会“被发现”的心态肆意地“搞腐败”了。
俗话说得好：杀人的生意有人做，不赚钱的生意没人做。这里有个贪腐成本收益的问题，号称解读人性的经济学巨擘加里-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用成本收益分析研究过人类犯罪的问题。
在贝克尔的模型里，无论贪腐还是其它暴力犯罪，或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本质上都是一致的。对于理性的人而言，都是因为违法行为可以以低成本获得超额利润，且这种行为存在极大负外部性（即法学所定义的社会危害性），所以从帕累托最优的角度，需要对其进行限制。具体限制的途径就是提高违法的成本，即法学上所言的刑罚相适原则。
相对于低破案率加重刑的组合，高破案率加轻刑组合对犯罪的威慑力更高，且高得多；由此可知高破案率加重型的组合对犯罪的威慑力是最优的。
对于腐败而言，低破案率就是上文所言的很难“被发现”。朱元璋虽然强力反腐，但是在贪腐行为的破案率是极低的情况下，即使在各种侦查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很难做到较高的破案率，就这导致官员很容易笃定自己不那么倒霉，会“被发现”，选择了“搞腐败”。这不仅是大明朝和现在中国反腐的困境，也是世界各国反腐的困境。
所以要反腐，必须要有高的破案率作为前提条件。
三、“红绿灯”与“摄影头”
与其研究对贪官处以怎样五马分尸、株连九族、凌迟处死、剥皮揎草的重罪酷刑，哪怕是一千种不得好死的方法，都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去研究如何建立更好“被发现”机制，即凡“搞腐败”必“被发现”，这样就让贪官在贪之前，想到一定会“被发现“的后果之后，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就会选择不去贪了。
最关键还是上文提及“红绿灯概念”，并不是闯红灯扣12分罚10万就行之有效了，就可以放弃摄像头和交警了，而是闯红灯扣6分罚200元，然后补足摄影头和交警，要做好“被发现”的前提，这样大家就必须考虑闯红灯“被发现”成本，因为这里没有侥幸之可能了。
将“红绿灯概念”应用于中国官场反腐，贪多少判几年就相当扣几分罚多少钱，而“摄影头”相当于各方面的监督，而“交警”就相当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
也就是说要建立制度反腐，就必须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机制，说白了，权力必须分开，应该多头来搞，你一个地方政府，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都归地方党政一把手控制，又不允许民众充当“摄影头”的角色，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落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流弊。正因为如此，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都应该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中央垂直管理，并加入让人民群众参与进来，扮演起“摄像头”的角色，发挥民意代表的作用。
反腐制度建设的未来，更多的权力应该从地方剥离权力，更多的监督应该交给社会：当市长不能直接管反贪局长、检察院长、纪检委的时候，反贪局长、检察院长和纪检委才敢查敢抓市长；当市长必须接受民众的监督和质询的时候，民众就敢要求市长执政必须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不过，现在还不可能到这一步，所以基本没戏！
至于目前纪检部门通过加强巡视方式来反腐，这种通过巡视来增加贪官“搞腐败”“被发现”的概率的手段，本身就会陷入困境的。其机构其作用都与明朝锦衣卫类似，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能够起到反腐的作用，但是无疑弱化了公检法司和财政审计制度本身反腐的作用，就像锦衣卫弱化正常监管机构“三法司”的作用是一样的道理。
结语
历史使人明鉴。让历史照进现实，我们发现：纪检部门的巡视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抽查制度，并非起到“摄影头”下的监督制度，被关照的对象更会认为自己是倒霉了，并不会悔改自己的贪腐，而那些没被抓的贪官也不会引以为戒，他们只有感叹一下被抓的倒霉，并更加小心不被抓。
要成功反腐，必须要公检法司、财政审计和民众都能参与监督，公检法司、财政审计要直归中央管理，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而有效的监督才能极大提高破案率，高破案率就可以惩治并威慑腐败。【来源微信号：meriguanjian(观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