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feiye.com这一讲，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在判案的时候，法律人是不是要追求个案的公平正义？
这在多数情况下，当然是对的，法律如果不能提供公平正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事情没那么简单，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法律会刻意忽略个体的公平，牺牲个案的正义。
为什么呢？因为在法律人眼里，个案的公平正义非常重要。但是还有另一个问题也不能忽视，就是预期。
什么叫预期？预期就是，不但要解决当下的纠纷，还要控制长期的复杂性，给社会一个稳定的期待，让人们按照这种期待来安排生活。
你要知道，法律人解决纠纷的过程，其实也是确立规则的过程。因此，必须要考虑到，一旦眼前事情的处理办法，变成一种长远的规则，它的合理性、正当性，是不是还那么不容置疑？
所以，很多时候，法律人在作出决策时，都要超越当下的案件，想得更远一些。要知道，比起个案合理来说，法律人更追求长远的制度后果。
普遍规则与个案正义的冲突
我跟你讲个案子你就清楚了。这个案子非常出名，因为它奠定了美国财产法的一些基础原则。在耶鲁的财产法课堂上，这是第一个要讲的案子，就是1805年的狐狸案（皮尔逊诉波斯特案-Pierson v. Post）。
一个人在野地里发现一只狐狸，就带着猎狗开始追，追了很久终于把狐狸追到筋疲力尽。但是就在狐狸快要被抓住的时候，突然杀出另外一个人，直接拿枪把狐狸打死了，然后拿着狐狸扬长而去。
这时候，一直追狐狸的人就很不忿，老子追了半天，就快到手了，却被你摘了桃子，于是他就到法院讨个说法。
你猜法院是怎么判的？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判追狐狸的人赢，毕竟是人家先发现的狐狸，而且付出了劳动，都快抓到了。如果判给那个开枪打死狐狸的人，就太不公平了。
但法院的判决恰恰相反，所有权属于开枪打死狐狸的人。
为啥呢？法院说，判断所有权归属于谁，不能按照追逐原则，应该根据捕获原则。简单来说，就是谁在追不重要，谁拿到手才重要。
这个判决乍一看确实很不公平，但是法院有个更长远的理由，就是得考虑人们的预期。你想，如果狐狸的所有权归了追狐狸的人，那么，要是有多个人同时追逐一个猎物，那应该归谁呢？如果把追逐作为确定产权的原则，那么一个东西的产权就是不确定的，就会引发更多争议，法律就失去了定分止争的作用。
中国古代法家，其实也有类似的思想，你还记得我在前面的课程里讲过，商鞅曾经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意思是，野地里的兔子，哪怕是道德高尚的圣人都会去抢，因为它没有划定所有权。今天判了是追狐狸的人赢，就意味着，明天、后天会有海量的官司闹到法院里来。
你看，在法律人的思维里，个案的处理结果有时候就和规则的普遍性是有冲突的。这个狐狸案，就是牺牲了个案的正义，照顾了普遍的规则。
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从前几讲里已经知道，法律一开始，就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来设计的，它服务的从来都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所以，法律规则的确立要对所有人普遍适用，不是具体合理，而是整体合理。如果每件事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我们就不需要法律了。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是，法律人更关心气候，而不是天气。也就是说，如果外行关注的是个案正义，法律人关注的则是普遍正义，关心的是未来大量的类似情况。
英美法系里有个遵循先例的原则，意思是，法官在判决的时候，必须遵循之前类似案件的判决，以往判决中的法律原则对以后同类案件同样具有约束力。反过来说，他们的法官在判定手头案子的时候，就得考虑到，以后其他法官也得这么判。
当然，大陆法系也是一样，在我们国家，虽然没有这个原则，以前的判决对以后的法官也没有约束力。但是，一个案子的结果同样会给整个社会提供一个信号，塑造大家对未来的预期。所以，在判案时，我们的法官依然会特别重视这个案子确立的长远规则是不是合理。
规则的稳定预期比结果合理更重要
法律人为了维护普遍规则，不惜牺牲个案中的合理结果。有时候，甚至这个结果对于当事人来说代价十分巨大。
我再跟你讲一个美国的案子，这个案子涉及的可不是一只狐狸，而是一片矿产。
1985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了一个奇葩的案子，矿主就比规定的日期晚了一天做登记，就损失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矿产所有权。
事情是这样的。根据联邦法律的规定，矿主为了维持自己的产权，每年必须在土地管理局系统里面登记一次，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是12月31号之前，否则就视为自动放弃产权。注意这里的措词，是12月31号之前。
有个矿主在12月31号当天才提交材料。这就遇到了问题，究竟“12月31号之前”包不包括31号当天？
矿主认为，按照常识，当然应该包括啊。而且，他还找出土地管理局2年前的宣传手册，上面写的是“12月31号当天或之前”。
但土地管理局说，这是个错误，现在国会已经通过了新的立法，我们也已经纠正了错误。
要知道，这片矿产，价值几百万美元，光年收入就100万美元，那可是1980年代，100万美元可不是小数目。不能因为晚一天交作业，就判零分吧。
所以矿主就把官司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但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判决矿主败诉。
大法官的理由是，虽然这个法律条文非常地笨，对矿主来说也造成了巨大伤害，但法院也不能把日期给改了。“31号之前”就是不包括31号当天。
为啥这么严呢？大法官说，因为你不能只看眼前。如果这一次法院可以纠正国会立法的错误，那法院也可以在类似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动法律中其他关于日期的规定，这就是在干涉立法权，是篡权啊。这一次可能修改得很合理，但下一次如果不合理呢？
你看，法律人更看重的，不是个案的结果是否合理，而是整体的规则是否稳定、统一。法律人追求的，也不是每个案例中的正确结果，而是总体法律运作的最好结果。
所以，英国的柯克大法官有句名言： “法律忍受对于个别人造成的伤害，比对大多数人带来不便、造成伤害要好。”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官之一布兰代斯也说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规则被确定下来，比被正确地确定下来，更重要。”也是这个意思。
疑难案件制造坏的法律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了，如果法官就是要追求个案正义，又会怎么样呢？
那就可能会制造出一些规则，在当时看起来很正确，但长远来看却有些荒谬。
拿美国历史上涉及言论自由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来说吧，这个案子你大概率听说过，就是著名的《纽约时报》案。
我简单跟你说下案情。
1960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时代，当时《纽约时报》发了个广告，说马丁·路德·金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遭受过警察的迫害。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局长苏利文一看，这不就是说我吗，纯属胡扯，我根本没干过这事啊。
于是他就起诉《纽约时报》诽谤，当地的法院立即判了《纽约时报》败诉，要它赔偿警察局长五十万美元。
《纽约时报》很不服，上诉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的判决，判《纽约时报》胜诉。理由是，对于政府官员任何的批评，都受到言论自由的严格保护，哪怕与事实不相符，也不用承担诽谤的民事责任，除非官员能够反过来证明，报纸是在恶意造谣才行。
你想，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本来就信息不对称，要让老百姓去证实官员确实贪赃枉法，这个要求就显得过高了。如果要求公民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论必须有事实依据，就会造成“寒蝉效应”（指人民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国家的刑罚，或是必须面对高额的赔偿，不敢发表言论，如同蝉在寒冷天气中噤声一般），以后大家就不敢说话了。
这么说来，这个案子确立的规则是不是很合理？在民权运动的背景下，这个结果保护了马丁·路德·金和其他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人，再合理不过了。
但是，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我们再看看另一面。这个案子实际上是给媒体开了绿灯，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骂官员其实都没事。而且，后来最高法院还把这个规则进一步扩大，不但官员可以随便骂，公众人物、明星也可以。
你看，一旦这个判决被确立为普遍的规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那就是美国媒体的不负责任。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媒体随意造谣、恶意中伤政治家和公众人物，说到底就是因为《纽约时报》案所确立的规则。
因此，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的宪法学教授桑斯坦就说：本来《纽约时报》案是想提高美国民主政治的质量，结果却是败坏了公共讨论的氛围。
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法学的创始人霍姆斯大法官曾经感慨： “疑难案件制造坏的法律（Hardcases make bad law） 。”这句话虽然说得有点绝对，但也道出了法律人的一种无奈。
本讲小结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一讲，我跟你讲了法律人对于规则的普遍性非常重视，更关心一个案件对于规则的长远影响，而不是当下案件的合理解决方案。
思考题：你在生活和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做了一个决策，当时看很不错，但是事后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欢迎你给我留言讨论。我们下一讲再见。
【来源：刘晗法律思维30讲。yufeiye.com（雨飞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