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套路多,识人需谨慎。
这是发生在私拍圈的事件:女孩们的私拍照片正被公然出售,而且在私拍的过程中,十多个女孩被恶意诱导遭到了性侵,此事都指向同一名外国摄影师。由于私拍尺度大不正规,她们很多人不敢反抗,损失惨重。
在私拍场合发生的触碰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件错误的事。但错误是怎样一步步落到自己头上的呢?
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们不断在心中还原那个过程。一开始,她们想找个摄影师记录下自己年轻的身体。然后,她们遇到了那个操纵相机的男人。接下来,和通常的拍摄过程一样,镜头前面的人听从了相机后面的人发出的指令。
他是个德国人,自我介绍时说,他叫Mate。他不太会讲中文,连英语也带着口音。她们自己的英语也说不上多好,要去准确理解他的意思是第一重困难;按照他的意思准确摆出姿势是第二重困难;精确表达自己没能get到的点是第三重困难。语言似乎失效了,他把相机放下,走了过来。
孟甜记得,一开始,他只是用手指轻轻捏着她的胳膊旋转摆动。然后手指短暂地离开了一下,她能感觉到它们的路线,顺着胳膊往肩膀去,接着继续向下,停在了胸上——他用手掌盖在上面,然后轻轻帮她转动身体。
孟甜僵住了,“不敢反抗,也不敢说话”。
事情发生在2016年的上海,那是孟甜第一次拍裸体,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经验告诉她“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开放”。而且,他们不是在拍那种标准化的糖水片,他们在搞“艺术创作”。她想,“这是拍摄的一种需要”。她很紧张,也很害羞,唯一的表达方式是把头转向了墙的那一边。
2019年10月,十几位被Mate拍摄过的女孩决定站出来讲述她们的经历。故事非常相似——在一个以艺术创作为名的拍摄场景下,一些模糊不清、难以定义的身体接触发生了。
一切都是从摆姿势开始的,接下来,就是“触碰”——没有人知道,这个“触碰”意味着什么。女孩会紧张,但他会比较礼貌地道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孩子们不清楚,自己遭遇的究竟算不算性侵?
严柠就是其中之一。她反复回想,这算什么?那是2017年,夏天还没到来的时候,摄影师小河来上海旅拍,严柠约她拍一组人体照。拍摄那天,Mate也在,他们第一次见面。
他看上去挺彬彬有礼的,讲话的声音也比较温柔。小河拍她的时候,Mate也在旁边一起拍,严柠没想太多,也没制止。她一开始穿着旗袍,拍了几张中近景后,转为特写。Mate突然找来一把剪刀,什么话都没说,把旗袍从裙底一直剪到腰以上。接着他把裙摆掀了上去,身体裸露出来。
“为什么要剪裙子?”严柠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上手去捏胸了”,她有点狐疑,又害怕自己想多了。她猜测,是因为自己胸部有一点凹陷吧,“可能他觉得出来的效果不好”。
随着拍摄的进行,她越来越尴尬,索性闭上眼睛。她心想,应该不是故意的吧。2019年圣诞节后的一天,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家咖啡馆,严柠回忆起当时的细节:“为了打消我的疑虑,他有看上去礼貌的道歉”。
那一组拍完,Mate邀请她到楼上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继续拍摄。那是一间卧室,一开始她有一点紧张,而摄影师“还是那样子”,“就让你放松啊,或者上来给你摆一摆,慢慢地会有些身体接触”,严柠说。他尽量在用“轻柔的动作指令”,“就会让人逐渐放松警惕”。
他提出什么要求,她就照做。两个人没有太多对话,严柠隐约能听见楼下小河和另一个模特交谈的声音。接着,Mate要求严柠“背对着他”。她继续照做。快门不断地响着,严柠的脑子有点空白,她想:记录身体并没有错。
“突然,我感觉他将xxx放入我体内。”严柠说,“我懵了。”这句话她又重复了一次,“甚至一时间忘了要呼救或者反抗。”“我真的整个人是僵硬的。”
等结束时,她第一时间问他:“为什么?”
刚才在楼下拍摄到你流泪的一个瞬间,让我动情了。他说。
这件事里有很多瞬间,直到现在严柠都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它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她再细想那一切,会觉得“这个人会给你一些诱导,包括他的语言、他整个人的状态和动作”。再后来,她一直“反后劲儿”,“会有点怪自己”。
她想:“是不是我太没脑子了?”
从举报侵权到举报性侵
如果不是小河看到了那本署名Mate的画册,这些事情可能还会沉于水底。
2019年10月的一天,摄影师小河受一位比利时画廊老板的邀请到香港谈合作。那天下午,他们在皇后大道东附近的一家酒店餐厅见面,对方拿出了Mate的作品集。小河翻着翻着,看到一张单独夹在书里的照片。她惊呆了。
照片里是她的裸体。
那是在上海和模特们玩儿时被Mate拍下来的。一年前,这张照片曾出现在西安的一个展览上,小河当时就联系Mate:这张照片不能以任何形式公开,Mate答应了。那本画册上,她还看到了几个在上海时拍过的模特,有孟甜、严柠,还有她的摄影师朋友小漫。她们的照片正被Mate当做商品出售。
小河发了条微博,寻找当年被Mate拍过的女孩。
如果没有意外,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维护肖像权的故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孩通过微博找到她。她们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女孩们的讲述拼凑出私拍圈里一个惊人的故事。
看到小河微博的瞬间,严柠“忽然一下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她赶紧和小河联系,把自己当时经历的那件不愉快的事讲了出来。还有女孩一上来就和小河说,“憋了那么久,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在女孩们的回忆中,那件事尖锐而鲜明:陈橙去年10月在北京遇到Mate,她说,当他的手伸向她时,她有点反应不过来——“这什么意思?”她读高中时就拍过许多照片,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职业模特。在Mate之前,她也和多位摄影师合作拍过全裸的作品,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女孩子们被拍时年纪都比较小,大多刚成年,也有几个当时尚未成年。安恒刚过完18岁生日,有一次Mate拍她之前,打开电脑给她看X片,他对她说,看X片有时会有灵感,“然后我就稀里糊涂地被趁虚而入了”。
许多故事逐渐浮出水面。小河和小漫也越来越愤怒。她们开始行动起来,通过Facebook寻找国外买家,用微博、朋友圈寻找最近一年被拍过的模特,想要尽全力“揭发”Mate的真面目。她们拉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复仇者联盟”,里面有Mate在上海时的前女友,也有被Mate拍过的模特。
小河和小漫既被Mate拍摄过,同时也都是人体摄影师,拍过许多人的身体,她们比别人更能体会整个过程里摄影师与模特之间潜藏的权力不对等:发号施令与遵守指令、了解艺术与不了解艺术、创作自由与侵犯的边界。她们也更清楚决定站出来对于她们而言意味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小河生活在贵阳,曾在当地为女孩们的遭遇报警,但因为发生地在上海,时间又集中在两三年前,当地公安机关没有受理。小漫想过直接去西安Mate住处辖区的派出所,举报他“制作和传播淫秽色情”“侵犯肖像权”,但那个肖像是她的裸照,如果拍裸照应该被打击,那她们自己呢?
矛盾感让小漫的内心非常煎熬。她热爱艺术、喜欢表达,她也有反叛和批判的精神。他觉得Mate做的事情很坏,但理智告诉她,这个人不会得到什么惩罚。事情发生时只有两个人在场,他完全可以一口否定,或者说当时的一切都是双方自愿的,更何况时间过去这么久,证据早就没有了。
这真是太糟糕了,她说。
Mate的搭讪艺术,女孩“房思琪式”的解决方案
事情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孩们试图把它合理化。严柠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了最信任的闺蜜,她尤其想分辨那句“我动情了”是不是真话。闺蜜劝她:要不你试试和他谈恋爱——一个现在看来应被认定为“房思琪式”的解决方案:爱上那个人,一切都变得合理了(多么的自欺欺人!)。后来,Mate又发出约拍邀请。尽管有一些顾虑和不情愿,她最终还是去了。
Mate表现出来的样子,让女孩们感到迷惑。他说自己是单身。在离开拍摄地之前,他向她们要了微信。平时,他会和女孩们保持密切的聊天。“你是做什么的?”“你喜欢什么东西?”“你爱听什么歌?”他表现出想要了解她们的生活,“就好像他要追你的那种感觉。”严柠说。
他也关心她们的心情和状态。孟甜那时到上海不久,没什么朋友,她和Mate越聊越熟,之后他再约她拍照,她也欣然答应。孟甜是那种“比较活泼、比较开朗”的女孩,去Mate那里,没有任何防备心理,整个过程就是拍照,聊天,“然后他可能就会摸你”,后来慢慢地,两个人坐在一起吃东西,“他就一直不停地靠近你,试探你”。
他会把她带到一些偏僻的地方拍外景,有一次,在一个类似工地的地方,孟甜被要求钻进一个柱子样的圆柱体里面,她赤裸着身体,他用手去摸她下面,“现在想想,其实就是他变相地在一步一步地性侵吧。”孟甜说。
孟甜聊着聊着,情绪控制不住,轻轻地哭泣。Mate离开上海去西安后,孟甜曾经痛苦过一段时间,那时,她把跟Mate所经历的一切理解为“一场失败的恋爱”。而现在,得知许多女孩都经历过相似的事情,有的甚至和她在时间上重叠,“一场失败的恋爱”显得又荒唐又可笑,又有点悲哀。
小河在上海的时候,见过Mate搭讪女孩。他出门时总是背着相机,那是他的“语言”。他一边走路,一边留意来往的女孩,一旦锁定目标,就会主动发出邀请,Can I take a photo for you?然后,举起相机,拍完。OK, OK. Good, very beautiful, good good, see. 接着,他会加上女孩微信。有时,小河会帮他简单翻译,有时根本不需要她的翻译。
当然Mate并非总能得逞。
在被Mate约拍时,陈彤明确提出不接受裸拍。Mate答应了。
可是,在拍摄时,他“一直在试探”陈彤的底线,他尝试去脱掉她的内衣,她拒绝。
他又打开了一瓶红酒,邀请她一起喝,她也没喝。后来,Mate又拿出自己的iPad,给她看了很多裸拍照片。
陈彤“感觉有些害怕”,提出到外面拍,“在外面拍他就不会有一些奇怪的举动”。
陈彤的讲述中,拍了一会儿之后,“Mate偷偷解开了裤子,”陈彤感觉到极大的冒犯,“非常生气地走开了”。Mate追了上来问她,愿不愿意和他回家。
陈彤说,她严肃地拒绝了。
潦倒的、不得志的外国艺术家
Mate出生在德国多特蒙德,2006年,他以交换生的身份到清华美院读书,从那时起便开始了他的中国拍摄之旅。头几年,他生活在北京,我找到了他在北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介于她并不想暴露身份,就叫她A吧。
A讲述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二十六七岁的Mate意气风发,痴迷于摄影,那时他就到处寻找模特,地铁、商业区、十字路口,“只要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是他挺想拍的,他就会去沟通。”A说。美空网刚出来的时候,他还在上面找过模特。A觉得,“那时的他只对两件事情感兴趣:拍照和女孩。其他的毫不关心。”
Mate在北京的收入一直不太稳定,他把国际上所有的摄影大奖都罗列出来,做成表格,一个个全都申请一遍。他不停地拍、不断地拍、做新的作品,对摄影的热爱近乎单纯:“只要一有新作品出来就很高兴,又找到一个新的拍摄对象就很高兴,又能拍一点不一样的东西他就很高兴。”A说。
而另一方面,那时Mate就被发现“太喜欢和女孩子在一起玩”。A说,Mate当时的女友曾经撞见他拍照时和模特的动作过于亲密。一开始,她只是觉得“这是他的职业习惯”。但后面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有一次,她为了“验证”,故意假装出门再突然回来,看到Mate和模特正在床上拍照。她把Mate赶了出去。
Mate回德国短暂生活了一年多。2014年前后,他再次来到中国,选择在上海生活。那时他看上去是个潦倒的、不得志的“穷艺术家”。
“他是在女生堆里长大的。”Mate在上海时的女朋友刘丹说。
刘丹和他在一个很多外国人使用的约会软件上认识。那段感情对于她来说像是噩梦,在她的理解中,她为他做了很多,帮他做书、照顾他的生活。但现在想想,刘丹觉得,Mate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都说了谎,但至少有一个事儿,她认为应该是真的,“他可能真的很喜欢艺术”。
今年1月初,我在西安高新区的一家星巴克见到Mate。他看上去没有别人向我形容的那样高——他严重驼背,连接肩膀的背部高高地隆起。人挺壮。走路时一跛一跛的,很慢,那是6、7年前一场车祸留下的伤害。那天,他穿了一身黑——被他拍摄的女孩们说,他经常不是一身黑,就是一身白——他在外套帽子里又戴了一顶毛线帽,白皮肤和高鼻梁从帽子里露出来。
他否认了一切。
他否认自己叫Mate,“我的名字是Mattias,和Mate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名字”;否认自己拍过那些照片,他说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留学教师;否认模特们的指控,这时,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我认为,如果遭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她们应该尽快报警,把事情交给警察处理。”
“你在碰她之前,征求她的允许了吗?”我拿出孟甜被摸的照片给他看。照片打着马赛克。
“我觉得如果她不喜欢这样的话,她不会之后再见我那么多次。”他说。
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我见到他现在的女朋友王慧——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女孩们提供的细节中,王慧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很多模特都是王慧介绍给Mate的。
王慧说,在她参与的拍摄中,那只是正常的拍照。她也否认了针对Mate的性侵指控。
这与女孩们的讲述不一致。去年9月,在成都读书的覃玲玲专程到西安找王慧。拍摄前,她“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一个外国男人的存在”。在拍摄的过程中,Mate会“不小心地”碰到她的屁股、胸,还被要求做一些“非常色情”的动作。她很害怕,想赶紧回家,她表现出抗拒和无助,最后哭着离开拍摄现场。时隔几个月后,她又哭着向我复述当时的经过。
奇怪的是:最晚从2017年夏天开始,“Mate”就从40多岁的德国男人伪装成了95年出生的西安女孩。王慧开始叫自己马塔(Ma Te)。他们跟西安的一家印刷厂合作,把那些照片制作成作品集,销往国外,定价499、899元,买家遍布世界各地。
她的Facebook这两年积累了一定的粉丝,他们来自东南亚、日本、韩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大多是男性。他们欣赏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她的作品是那么大胆、反叛、充满勇气,而她本人又是那么害羞、安静,和照片里的形象反差很大,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国内摄影艺术家也认可“马塔的作品”。去年4月,国内知名摄影艺术中心三影堂公布“第十一届三影堂摄影奖”入围名单,“马塔”从534位投稿艺术家中脱颖而出,成为获得入围资格的20位艺术家之一。
对于那些画册的外国买家来说,他们一直以为,所有照片都是这个中国女孩拍摄的。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Facebook加上王慧的微信,频繁地聊天、通视频、互相发照片。一位法国买家在得知她可能不是作者后,曾经联系过多位粉丝,他告诉我,其中的几个“认为自己在和她谈恋爱”。他们不愿意破坏心里那个美好的形象,宁愿猜测,她是不是被那个德国人骗了。
正是在这些出售到国外的画册上,女孩们发现了自己的私拍照片被当成商品出售。女孩们认为王慧冒名顶替,这在私拍圈是件破坏规则的事情。
但王慧坚持,她才是那些照片的作者,这意味着她从根本上否认了女孩们的话。
极具迷惑性的艺术侵犯套路
艺术创作的边界在那个场景下似乎很难界定,哪个时刻是创作需要、哪个时刻是不禁动情、哪个时刻是借口侵犯——事情往往以一个飞快的速度发生、又飞快地结束,女孩们根本来不及让大脑做出反馈。
我找到了律师杨舟(化名),他此前是一名法制记者,后来成为一名律师。他曾经代理过几起性侵指控带来的名誉权纠纷案件。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他觉得性侵认定难度较大。“核心在于这些女生当时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他说,“如果她认为这是一个工作需要,但实际上对方并没有或者并不存在这样的工作需要,那我认为是可以构成性侵害的。”
但落实到证据层面,就“非常地薄弱”。首先,“工作需要”本身就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概念,第二,两个人房间里发生的事情,“到底碰没碰、怎么碰的、怎么说的?怎么拍的?这些都只是两个人的陈述。”杨舟说,更为模糊的是,某种程度上,女生起码在那个工作场景下,是不介意裸体被看到的,“但你要知道脱光了被看到这件事情本身,很多时候就属于性骚扰。”
也的确存在不介意发生些什么的模特,“有的甚至觉得自己还占了便宜,”西安美院的学生安可说,“会觉得她是一个很开放的、对自己的身体有支配权的女性。”但这不是多数。
她也曾经被Mate和王慧搭讪过,但没有答应拍摄。
作为一个艺术专业的学生,她很清楚艺术的旗号可以变得非常具有迷惑性。这或许成为了一个“灰色地带”,让“不反对”被理解成“默认”——好像从你同意被拍的那一刻起,你就对很多事情也“say yes”了。
去年冬天,小漫状态很差,她实在睡不着,哭着给陈橙打电话,讲她的不忿、对丑恶的东西无能为力。“毕竟咱们也是拍这种照片的。”陈橙劝她,“你去报警肯定也会牵涉到自己。你去找媒体,人家也根本不愿意写这种事情。而且,就算写出来,可能也很少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支持你。”
小漫其实想到过这一点:媒体曝光后,大众可能怀着更猎奇的眼光向人体摄影发出攻击和指责。这当然也不是她愿意看到的。她们这些拍人体摄影的人,本来就背负了很大误解。人们早就习以为常地污化它,认为在那个场合下,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正常的”。
这就回到了事情发生的原点——为什么要找人拍自己的裸体?
孟甜遇见Mate之前,就想拍一组全裸写真。她身上有很大一块斑,从皮肤上一直长进心里,回顾自己年轻的人生,那块东西“对自己人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她说。她想“很诚恳地认识自己的身体”,想从这块斑里挣脱出来。
找小河拍摄那天,她试着一点点把衣服从身上脱掉,在室外的草坪上,越来越多的皮肤和大自然触碰,她试探着迈出一步,向前走,然后向前跑。地上的草绿得正好,水珠在草叶上,弄得脚腕凉丝丝的,她奔跑着,笑着,非常释放,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哪怕后面经历了那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她还是会觉得“人生从来没有过这么自由的一刻”。
小河是个敏感且聪明的女孩,她见过许多来拍裸照的女孩,她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心事,有的也会讲给她听,她知道,一个女孩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生活,“她可能会愿意去打开自己,愿意去尝试和冒险”,“但她不知道这个尝试和冒险意味着什么”。
女孩们都清楚把这件事讲出来的结果,但她们还是觉得应该说出来,“因为不希望更多的女生被性侵,再被卖照片。”
注:王慧为化名,文中提到的部分模特为化名。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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